我們與精神疾病，究竟有多少距離？
還是，正因為刻意與之保持距離，才運釀成衝突？
解決之道，唯有看見，唯有理解，唯有零距離的共存。
這學期，修了一門變態心理學（Abnormal Psychology ）的課程，而剛好對於心理疾患想要更多的了解，因此閱讀了報導者記者張子午先生所出版的《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的書。書中從近幾年的社會事件的故事談起，包含林奕含事件、小燈泡事件再到龍發堂的廢除等等，並提到自殺者遺族、現場助人工作的反思以及心理鑑定等等議題。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中，儘管到了2024年的今天，我們仍然在網路上看見這樣的說詞。
「像你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得憂鬱症？」
「你要有正向思考阿。」
「要壯大起來阿！壯大能克服一切」
「他也沒那麼嚴重到不能去學校上課吧！」
「你不要以為你生病就可以亂鬧！」
儘管有些人可能以善意的立場去表達這些話語，對於罹患心理疾病的個體而言，這些話語卻可能成為心中不安與絕望的根源，甚至猶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樣的言語並非單純的建議或安慰，而是無意間強化了他們內心的脆弱，使情緒壓力加劇，困境更難以自拔。
當我深入學習變態心理學，逐步了解各種心理疾患的背景與形成機制時，逐漸發現「心理疾患」其實遠不只是簡單的病理標籤。雖然一般人可能會以「心理疾病」或「精神障礙」等詞彙來形容這些現象，但在我看來，這些現象更像是人們在面臨生命巨大挑戰時所表現出的深層痛苦與掙扎，而不僅是病理意義上的「問題」或「缺陷」。
每一種心理疾患的成因，其根源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生物遺傳、神經化學、心理動力、社會壓力，甚至個體早期經驗與生活環境等多重影響，都共同塑造了這些心理現象的獨特呈現方式。每一個案例、每一位患者所表現出的心理痛苦，往往是這些多方面因素長時間作用的複雜結果。無法用單一的解釋來概括，甚至無法簡單地追溯到某個單一原因。
當某些事件發生，例如自Ｘ或跳Ｘ等令人痛心的行為，網路上往往會充斥著一些不經深思的評論，認為當事人只是「抗壓性不夠強」或「心理不夠堅韌」。然而，這種言論忽略了心理疾患的複雜性。真正了解這些現象的過程中，會明白心理疾患的形成並非單一事件或某種缺陷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交織下的結果。
在臨床醫學中，我們或許可以從生理層面追溯到一些線索，但其他影響層面，例如生活事件、情感依附、社會壓力等，卻很難精確地找到「因果關係」。因此，我想提醒大家，別再輕易地以為某一種特定原因就能解釋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心理疾患的發生絕非簡單的「抗壓性不佳」或「個人意志薄弱」等淺顯的理由。
活著的痛苦與希望：精神病患的自白與掙扎
在林奕含的婚禮上，她說出了一段令人深感震撼的話，充滿了對自身經歷的深層反思和無法忽視的沉重感。
「如果今天婚禮我可以成為一個『新人』，我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我想要成為一個對他人痛苦有更多想像力的人⋯⋯我想要成為可以實質上幫助精神病去污名化的人。」
👉婚禮致詞的原文：https://www.douban.com/note/830241879/?_i=1156838FIeu_9i
為什麼她會在婚禮的開頭說出這樣子的話呢？
在她的求學期間，她曾在某間辦公室內與系主任和助教會面。助教直視著她，並說到：「我見過許多精神疾病的學生，自殘、自殺的都有，我看你這樣還算正常。」而系主任則翻看著她的診斷書，用一種難以捉摸的語氣問她：「你這診斷書是哪裡來的？」這句話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多年來都無法忘懷。她當下感到非常無助和懦弱，只簡單地回應說診斷書來自醫院。但隨著時間過去，她對自己當時沒有勇氣反駁感到遺憾。其實，她很想反問系主任：自己是否需要偽裝成一個符合社會刻板印象的精神疾病患者，才會被相信？在這個社會中，對於精神疾患的患者，是否僅因為外表、行為或語氣，就可輕易下定義？
讀到這段時，讓我很深的想到倘若今天有個長輩得了其他生理疾病，你不會對他說：「你看，我早就告訴過你，不要和有那樣生理疾病的人來往，否則你自己也會染病。」這樣的說法顯然不可思議。同樣地，你也不會對他質疑道：「為什麼別人的生理機制可以正常運作，唯獨你的生理機制不行呢？難道讓生理機制正常點就這麼難嗎？」這些話聽起來荒唐至極。然而，這樣的荒唐卻正是多年來許多人因精神疾患所遭遇的常見語言攻擊。
書中提到，心理疾病的診斷主要依據《DSM-5-TR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的診斷標準，儘管經過了數十年和多次修訂，對許多心理疾病的定義和分類仍存在挑戰。自1952年首版DSM出版以來，診斷的疾病種類已從106種增加至約350種。這樣的擴展一方面使得診斷變得更全面，但也引發一些問題，包括疾病間共病率偏高，尤其是焦慮、憂鬱等症狀經常重疊，容易導致多重診斷。此外，DSM分類主要以「是/否」的類別方式進行，這種方法的信度在個案診斷中時常不高，而效度則相對較高。然而，信度和效度的差異，使得診斷過程仍有相當的挑戰性。
另一方面，由於目前許多心理疾病的成因是非常複雜的，前面也提及不是單一成因所造成，而最為顯而易見的是需依賴生物醫學模式。然而，即便是依賴生物學的指標，精神疾患的病因和表現方式因人而異，僅以生物參數無法完整解釋所有症狀。例如，精神分裂症、憂鬱症等病理影響因素複雜，與基因、環境和社會互動等多種變數相關。
思考看看： 當社會對精神疾病的看法仍然充滿污名時，我們如何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培養對心理健康的理解與同理心，以促進去污名化的進程？
社會問題中的社會責任：從事件中反思系統性的思維
在這本書中，也令我值得省思的是小燈泡事件，小燈泡媽媽Claire，在他的家庭教育裡其實很早就和他的小孩討論「死亡」議題。他說到「一般台灣人會覺得『囝仔人不要去這種所在』，但她和她先生兩人想法一致，愈直接地討論死亡，就愈不會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孩子的種種，包括死亡，我們不刻意但也不逃避。我們會花很多時間盡可能討論、解釋，關於生命、宗教其他種種，不會說這些事情小朋友不用知道等長大後再說，或許因為這樣，她對小燈泡的離開比較容易面對，很多時候不去談論，反而會讓想法無限蔓延。」（P115）
而在Claire面對小燈泡的離世時，她說到：
無盡的思念與悲傷湧上心頭，但我內心卻並沒有太多的憤怒與怨恨。我更想知道的是：他到底經歷了什麼？這些人，他們的故事又是什麼？是什麼讓一個曾經單純善良的孩子變成現在的模樣？我想了解的是他成長的過程，而不是他犯下的錯誤和相應的懲罰。一直以來，他的家人是如何對待他的？如今他做出這樣的行為，國家又該如何看待矯治的問題？沒有人該被放棄，但如果他的家人也不關心，那又還能依靠誰呢？
這段話讓我，作為助人工作者，不禁再次深思社會安全網的建構及其重要性。無論是震驚社會的小燈泡事件，還是其他牽動人心的社會案件，我們常見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將焦點集中在加害者的動機或受害者的遭遇上，透過對個案的批判或同情，形成一股討論的熱潮。這些確實有其重要性，畢竟揭露事件本身與檢討錯誤行為，都是社會的一種警醒與反思。但更根本的問題，其實在於我們如何修復這個社會安全網，如何在事件發生之前就發現並接住那些陷入邊緣、極需幫助的人。
然而，若我們的社會缺乏這樣的意識，僅將責任歸咎於個人或其家庭，視為少數人的問題，就會讓這些悲劇持續上演，甚至在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中被簡單地化約為「某人的錯」。這樣的檢討，往往是事後的譴責與口誅筆伐，卻無法真正觸及問題的根源。等到雷聲大雨點小的熱潮過去，當下一個事件再次發生時，社會才又開始一輪新的指責與討論。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其實忽略了另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 — — 社會安全網是否真正具備接住這些人的能力，社會制度是否在困境發生前提供了足夠的支持？
社會安全網的建設，絕不是僅靠事後的譴責與檢討就能解決的。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更完整、更適合現在社會的系統，能夠將那些處於邊緣的人拉回生活中，給予他們重新出發的機會，或至少提供基本的心理支持與資源。這代表著政府、社福機構、甚至是一般大眾，都需要培養出一種意識，不僅看到個案的個別問題，更要認識到這些事件是整體社會的縮影，代表著許多人在無助中掙扎卻得不到幫助。
思考看看： 在面對社會事件時，應如何建構一個更有效的社會安全網？社會各方（如政府、教育機構、家庭）各自應扮演什麼角色，以便可能發生並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
理解與接納：從龍發堂事件反思心理健康與社會意識
最後，讓我有感覺的是第三章在說明排除與接納章節時，提到在高雄市路竹區的龍發堂事件。
龍發堂，曾是高雄市路竹區的一間體制外精神病患收容機構，在2017年因阿米巴痢疾合併肺結核群聚感染事件而受到社會大肆關注。經衛生單位稽查後，這一場所的環境與管理狀況令人不安，從衛生問題到管理模式均備受批評。該機構於2018年被關閉，但其留下的影響和問題卻引發了對社會對待精神病患態度的深思。
書中指出，龍發堂內的病患長期處於封閉管理下，日常生活仿佛被隔絕於社會之外。許多患者因各種原因而在此機構生活多年，他們中有些人提到，儘管寺內有許多恐怖甚或是違反人性的作為，有人也堪稱比非洲部落還不如。但是這裡反而像「家」一樣，因為在此能與其他病患建立相互理解的關係。書中的美玲（化名）曾說，她覺得醫院和社會環境中無法找到這種親密的氛圍。她提到在醫院時，醫生只關心診斷，並未真正聆聽患者的心聲。醫生將病患分門別類，根據簡短的兩分鐘談話便決定她的治療方向，讓她感到自己的人權被忽視。這種標籤化的態度讓美玲產生了深深的無力感和恐懼，她不僅害怕醫療強制，更害怕被打鎮靜劑而被隨意「拖走」。
龍發堂的故事提醒我們，儘管《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修訂版（DSM-5-TR）作為診斷工具能幫助醫療工作者辨識和治療病患，但當診斷成為醫護人員唯一關注的焦點時，便容易忽略「病患」的真正聲音與需求。醫療介入不應只追求病理層面的精確，更應關注患者的人性需求。從美玲的經歷可以看到，當她被視為「病患」而非「個人」，人與人之間的接納感和尊重便消失殆盡，患者的生活僅僅成為醫療流程的一部分，失去人性化的接觸。
從助人工作者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反映出社會對精神健康的普遍態度與偏見。在精神醫療或是社會工作領域中，若助人者僅將工作視為一項任務，無法貼近個案的內在世界，那麼這樣的服務便淪為冰冷的操作流程。助人工作應該不僅是處理病症，更應進入患者的世界，理解其內在參考架構，這樣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支持系統，給予患者實質的接納與陪伴。
龍發堂事件讓我們反思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排斥與誤解，尤其在標籤化的醫療制度下，許多患者被歸類和隔離，僅成為疾病的承載體，而非一個完整的「人」。當我們只看見病名，卻忽視病人內心的痛苦與需求時，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理解和包容是建構良好社會安全網的基石；如果社會只看到病症而不是患者本身，將永遠無法成為一個包容而溫暖的社會。
思考看看： 你覺得在醫療與社會中，如何避免標籤化和機械化地對待患者，並確保每個人都能被當作「完整的個體」來理解和接納？
